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数字化的政府采购和数字化企业采购的发展。过去几年的政府采购改革中，“互联网+”和政府采购的深度融合为数字化政府采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数字经济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重新塑造经济形态和产业模式，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等各方面都将受到数字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正式提出了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2020年3月3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和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要求。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将与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共同组成新型的经济形态。传统工业时期的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数字技术所嵌入或者融合，无形资产将成为重要的财产形式，新的交易模式及其风险控制制度也将出现。近日出台的政府采购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已提出财政资金以外的政府方交易资源概念。

政府采购是以市场化手段提高购买效率和保障政府履职能力为宗旨的一种交易制度，其在数字化经济的进程中必须适应新经济形态的财产形式、商业模式和交易内容。此外还须对政府采购政策和制度制定方面进行适时调整，形成政府履职消费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形式和新形态。在政府履职中形成的公共数据是政府占有和支配的重要资源。由于部分公共数据将进入有偿使用领域，公共数据可能成为政府采购中的政府方交易资源由此带来公共数据的资产化、价值开发和交易规则的法律事项，包括权属形成、交易价格、责任形式等问题，也催生出政府采购的新风险，需要增加风险防范成本的支出。

此外，政府采购对象的结构也将受到数字经济极大影响，尤其是在工程类服务纳入政府采购法的规范范围以后，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将纳入政府采购制度的统一规范，这是提高政府采购法规范效能的重要选择。数字化新型基本建设中的工程项目，不但事关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还将极大地改变政府投资人对公共基本建设的监管方式和政府投资绩效评价方式。在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新基建中，工程项目的服务含量比传统的工程项目更高，服务内容包含着更快的技术创新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不确定性。因此，传统的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方式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并在改革中形成政府采购制度的新格局。

推进政府采购的数字化，应当在市场应用方面比较和学习企业采购。从企业的经验和研究看，数字化采购的重心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供应链和供应商进行持续的管理。尤其是通过在线平台获取大量数据，为确定市场动态、供应商供给能力提供依据，根据实时数据作出分析，自动作出及时的采购决策和采购执行，以适应数字化经济的运行方式和速度。企业界谈及数字化进程时，一定会跟进数字化采购的问题，政府采购的数字化也应当比肩推进，以实现政府采购的绩效要求及其公共价值。数字化可以降低政府采购成本、提高履职效率、实现绩效原则，全程监督和信息公开可提高采购订单分配的公平性，公共政策要素嵌入计算规则将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例如，政府采购所关注和重点保护的中小企业，对大型网络平台企业有依托关系。因此，需要通过数字化采购拓展保护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和创新上进的政策与途径。

政府采购的数字化将极大地改变采购人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方式。在政府采购体制的新格局下，一方面，供需双方必须遵守法定竞争缔约方式，另一方面，采购人可依法自主灵活选择采购方式，充分地利用数字技术从事采购活动，例如，应当比较多地应用电子反拍技术。电子反拍是政府采购数字化的国际化方式，也可以作为我国未来政府采购数字化的重要形式。政府采购电子反拍是传统商业拍卖在采购中的应用。它在拍卖过程的许多方面与传统的拍卖是相反的。传统拍卖是处于卖方市场的利益驱动，电子反拍则是买方利益为主导。2012年新版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第14条对电子反拍作出规定，并要求向参加方提供若干信息，包括自动评估方法和数学公式。该协议第4条规定了使用电子手段的基本原则。目前在政府采购中使用电子反拍的国家不断增加，使用电子反拍业已成为国际政府采购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应当不断改进相关政策，完善相关制度，推进电子反拍的广泛应用。